古长书说：“在我个人看来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常常说的那两个老问题：一是农民问题，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，尽快脱贫致富。二是市民问题，下岗的太多，再就业是关键。先说第一个问题。农民问题，十多年来，年年中央和地方都要投入大量的扶贫资金，我们一个市大约有三个多亿，前些年抓项目，重点扶持。可那么多钱撒下去，许多资金都不见影子了。有的农户投入了几千上万元，现在照样贫困。你看看，那些山里远天远地，离公路几十里的地方就只有一两家人户，土地又薄，不出粮食。他们信息特别闭塞，有的人就不知道现在总理是谁。这些荒山野岭，本来就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。这种地方，继续投钱下去，他们还虽继续穷。这样的农户不在少数。怎么办？”
汪书记说：“你说。”
古长书说：“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惑着各级地方政府，长期以来都没有彻底解决好。上面钱也给了，物也给了，政策也给了，可就是不管用。核心问题在哪里？就是我们的执政水平上出了问题。在扶贫和就业上，我们没有自己独特的执政策略！”
这太尖锐了。汪书记反问一句：“比如扶贫，你说怎么办？我要具体办法。”
古长书说：“搬迁。用同样的扶贫投入，把他们居住的地方搬迁到公路旁边或附近镇上，重新给他们划分责任田。他们脑子就会慢慢活络了。人搬迁了，也没人在山上砍树当柴烧了。那些地方人迹罕至，就让它退耕还林好了。一举两得。这样的话，搬迁一户是就解决了一户的问题。扶贫资金也能集中使用了。这话说到底，就是要改变我们扶贫的习惯模式和政策思路。”
汪书记说：“照你这样说，现在我们需要做什么？”
古长书说：“我觉得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非常基础而具体的工作：进行一项深山农民生存状况调查。对他们的生存状况有一个清楚完全的了解。然后拿出搬迁计划，分批实施。”
两人就这么谈了一个多小时，走到山腰上止步了，汪书记走不动了，要下山。汪书记说：“这个思路不错。你还要继续考虑得成熟一点。下次常委会，专门研究三农问题，你列席参加，你在会上说。”
这简直是个意外收获。古长书看出来，汪书记是赏识他的，否则不会单独约他出来散心，也不会让他列席参加下次的常委会。
汪书记和古长书从山上回去的时候，正是单位下班时间。市委机关的干部们陆陆续续往外走。司机把车子开到市委办公楼的门口停下来，人们看见，从车上下来的只有汪书记和古长书两个人，两人走得很近。汪书记没跟其他人打招呼，只顾跟古长书说话去了：“这么走走，腿脚都舒展了。”
两人就这么走上楼，古长书要回答汪书记的话，还要跟下楼的同志们打招呼。但同志们都看见了，汪书记这天比较开心，脸上时刻挂着笑意。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就在背后琢磨开了，古长书功夫真行，人家才来多久啊，就把市委书记一手搞定了。汪书记是省委组织部下来的领导，除了把家搬到金安市之外，在本地是没有多少老关系的。不少干部都莫名其妙地怕他。有的想套近乎不敢套近乎，想巴结的也不敢轻易巴结。可古长书却在短时间里把他搞得眉开眼笑，全然一副好朋友的样子，这才是真叫能耐。实际上古长书并不喜欢跟领导走在一起，有人觉得这样很自在，但他觉得别扭，好象有点狐假虎威和故意彰显的意思。
